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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？？

 象孔子一樣，孟子基本上也不多談天命鬼神，但相信天命的存在，認為王位的傳授是上天決定的。

他說：“天與賢，則予賢；天與子，則與子”，指出堯傳舜、舜傳禹、而禹傳子，并非堯、舜、禹所決定的，而是天命決定的。堯傳舜，舜傳禹，是因為堯的兒子“丹朱之不肖”；“舜之子亦不肖”。禹傳子，是因為禹之子“啟賢，能敬承繼禹之道”。而堯、舜“其子之不肖，皆天也，非人之所能為也”。

“萬章曰：‘堯以天下與舜，有諸？’孟子曰：‘否，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’‘然則舜之有天下也，孰與之？’曰：‘天與之’”。這就是殷商以來的“君權神授”之說。

 孟子繼承了西周重“人”的思想，在天命觀念上與前人有新的不同理解。他雖然講君權是由上天授予的，但他認為，上天并不是直接發布授予君權之命，“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”所謂“以行與事示之”，即“使之主祭，而百神享之，是天受之；使之主事，而事治，百姓安之，是民受之”。

因此，君權是“天與之，人與之”，即天人共同授予的，以此論證“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”。在這里，天是虛設的，人則是現實的。這實質上是假借天命下的人民百姓決定天子的命運。孟子在《離婁上》中說：“桀紂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；失其民也，失其心也。得天下有道，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；得其民有道，得其心，斯得民矣；得其心有道：所欲與之聚之，所惡勿施爾也。”

在孟子看來“莫為之而為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”。天命是一種外在的超自然力量，非人力所能左右。此中已蘊含有一種客觀必然規律性的認識，這就是孟子提出的“勢”與“時”范疇。

他說：“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；雖有镃基，不如待時”（《公孫丑上》）。“勢”與“時”指的就是一種客觀必然；“乘勢”、“待時”，即符合客觀必然，就可以事半功倍，“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，惟此時為然”。他用拔苗助長，不但無益于苗的生長，反而使苗枯槁而死的故事，說明違反客觀必然規律，“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”。

 孟子也講天時，但他所說的天時之天，已不是有意志的上帝之天，而是自然之天。從孟子講的“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來看，其更重視的還是人事，他說：“若夫成功，則天也。君子如彼何哉？強為善而已矣”。

孟子看人，主要是看到了民心的力量，認為民心的向背決定天下的命運。因此，他特別強調心的作用，提出“心之官則思”。是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確把“心”作為思維器官來認識的思想家，把心作為天地萬物的根本。

他說：“誠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誠者，人之道也。至誠而不動者，未有之也；不誠，未有能動者也”。在孟子看來，“誠”是一種最高精神境界，他把“誠”視為“天知道”，“思誠”則是“人之道”。通過反思而達到了誠，也就“天人合一”了。因此，他說：“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知其性，則知天矣。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”（《盡心上》）。盡心、知性，而達到知天，關鍵在于“誠”：“萬物皆備于我矣，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矣”。孟子通過“誠”而溝通天人。這里的天已不是人格的神，而是具有道德含義的天。

孟子的“天人合一”論，既是賦有神學色彩的“天與”與“人與”相結合的天人合一論，又是賦有人文思辨色彩的、以“誠”溝通“天之道”與“人之道”的天人合一論。至于后代，漢儒董仲舒提出的“天人感應論”則是孟子神學色彩的“天人合一論”的倒退；宋儒的“天人合一論”則是孟子思辨色彩的“天人合一論”的發展。